所以，对于现代社会，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并且低收入人群也能有体面生活，其他差距不一定只是坏事。

这些特征事实，成为经济学建模和解释的对象。休谟的这一经验原理，可追溯至与他同时代或早于他的科学实践中的归纳方法。

古典的因果关系，犹如逻辑关系那样，是确定性的。经济模型可由各类数据加以检验，并依特定问题和数据由之产生的具体情境而被解释者加以评价。这就相当于假设个体行为永远基于全体共享的知识，于是这就等价于假设没有与所考虑的行动相关的私己知识。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为金融学 。其实，你知道多少？这一问句有两个层次：(1)你知道多少。

在新政治经济学讨论中，笔者曾反复指出，价格决定什么比什么决定价格更重要。因果关系，根据休谟的怀疑主义传统，被认为是脑神经元网络的一种联想功能——因果性联想。随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政策发生转变，特别是前些天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美国顶级经济学家基本一致地认为美国拱手将全球化的高地让给了中国。

投国外排名较差的期刊有时候不如投国内比较好的刊物。理论经济学有时候和现实是非常接近的，非常接地气。其实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也是非常类似，不要将实证和理论分割开。比如昨天晚上我在抓紧改一个公积金报告，公积金9万亿的缴存额，4万亿的余额，24%家庭的工资收入，我们却没有研究，几乎是零。

这件事我本来预想是《中国工业经济》去做的，但他们也没有做。公积金是我们独特的制度 但是围绕公积金没有提出有意义的经济学问题 也没人研究。

至少在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地位，而且我们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本来应该有大量的研究要做。在医改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就像主流经济学的争论一样，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究竟在这当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以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把握尺度。我更在乎自己的研究有没有传播正确的东西，有没有让社会更了解这些问题，而不是政府是否采纳了我的意见。另外一点，如何拷贝西方学术研究，我想对蒋老师所说的做一个补充。

但是当我们配置的是公共资源时，除了考虑这两个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公平性。现在的实证主流，就是对理论进行推导，然后得出变量正相关或者是负相关的推论。我们给年轻教授的建议是在你能够将饭碗拿住之后，可能要转向研究中国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发表的取向可以更多偏向于中文杂志。例如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为美国设计通讯频谱的拍卖，原来通讯频谱都是无偿发放给运营商的，但是经济学家帮助联邦政府通过拍卖的方式来发放，为政府获取了几百亿美元的收入。

所以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一定是有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市场存在，这个市场要对接国际经济学市场，对接国际主流杂志。日本经济学界有一个传统，就是做理论经济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非常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例如有宇泽弘文。

理论还是实证？ 甘犁：连问题都提不出，谈什么实证研究 做理论研究的人，无论是华人还是美国人，都可以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组织行为当中的普适规律，大量的理论学者在做这件事。近年来国内有学界有一些变化，更重视中文期刊，近期五年或者是十年，中文期刊在评价体系中的位置肯定在国内会上升。

他们有了一定积累之后，肯定会在现实中找到问题，做一些更有实际意义的工作。又比如关于时间的使用，这么宝贵的时间资源，我们没有研究，因为没有数据，搞不清楚中国人的时间分配是怎么样的。这件事毛病肯定很多，但是反过来说谁能替代？不能光指责它，还要找一个东西替代它，因为评价功能不能没有。中文期刊的前途是什么呢？我很悲观。刚才主持人说，这么多团队在做各种各样的调查，好像我们数据很丰富了，完全不是的。国外审稿体系更加重视国外关注的问题，国内的审稿体系肯定是重视国内关注的问题，重视的问题有差异。

为什么顶尖大学可以采用除期刊之外的评价体系这个问题，我想这些大学之所以是顶尖大学，就是因为它们已经有这么一个平台、有这样的队伍、有这样的文化传承、有这样的高度二是金融是自由意志的灵性工具。

它不是单纯资本运动的个别规律，而是极具创新意义的从特殊规律上升到一般规律的实践探索。资本是人类追求自由自觉创造活动的产物，在每个创造行为里都有主观精神的原初自由的因素。

这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创新，也是中国为世界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历史期待。追求财富的时间幻觉集中体现在：人类的财富被摆放在时间机器中，一方面，时间就是金钱，另一方面，生命过程与金融合约过程相重叠。

坚持人道主义宗旨，从制度上改变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金融秉性，改变与之相应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尤其是改变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核心制度形式。毋庸置疑，金融化世界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标志，其积极的正能量作用不可低估。世界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对于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神奇的功效，但我们也更应当看到：当今的资本能够在瞬间以金融合约及其衍生工具的运作方式把千亿、万亿财富或资产悄悄转移，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完成用军事手段都难以实现的国家战略目的。数字成为人类强迫性的记忆，一旦失去数字，人类便陷入苦恼甚至灾难。

早在上世纪初，希法亭就将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解释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因此，资本的动员同生产过程无关，它仅仅涉及所有权，仅仅创造执行职能的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转移形式，即作为资本、作为产生利润的货币额的资本形式转移。

其次，21世纪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发展已深陷四大二律背反中：(1)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冲突。(27)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一切客体化存在的绝对首要性属于精神，即自由。

(34)在他看来，导致这种主观性和任性的原因在于：(1)金融资本所形成的垄断价格虽然可以根据经验确定，但是对它的水平却不能从理论上客观地去认识，而只能从心理上主观地来把握。三是未来已成为人类生存资源的重要部分，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可移动的箱体。

实际上，21世纪的资本在现代金融的框架内，已经把主体自由界定为某种无穷无尽的财富创造和想象力。在14世纪，金融是指最后的清算。在资本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智能化(如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背景下，资本与金融的契合，就金融化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是全球资本的垄断与权力控制的结合，是追求垄断资本效率的最大化与追求垄断金融效率最大化的结合。(41)可见，不完美的衍生品市场，资本运作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意志性和任性。

估价过高意味着对资产的估计价值高于资产的实际价值，客观地说，它对于推进资本市场大量新股的发行和交易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资本金融的偏好——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会导致人性的裂变。

哈贝马斯在反思金融危机时深刻指出：国家政纲以其私有化的幻想掏空国家的核心功能，从而容忍了把政治公共领域残存的一点协商性成分贱价变卖给利润率节节高升的金融投资商，使得文化和教育依附于对经济气候敏感的出资人的兴趣和心情。该结果已成为当下人类生存体验的重要关注事件，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每天关注的第一信息就是国际汇率、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报价、股市开盘指数点位等等。

首先，它需要我们从未加反思状态进入反思状态。特殊的东西只有把自己提高到普遍的形式，才能获得它的生存。